京剧的剧评_京剧剧评怎么写最好看简单

1.京剧的剧能组什么词

2.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各代表什么意思

3.谁知道梅兰芳对京剧的贡献?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无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和北京京剧团后来改名为《沙家浜》的《芦荡火种》，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两出戏。只因这两出戏的剧本是江青推荐的，所以她俨然已经将它们纳入了自己“京剧革命”的功劳簿上，并急于让各地的人们见识见识。1964年11月6日，在《红灯记》经等人观看并表示赞赏后，演出《红灯记》的中国京剧院一团，率先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于1965年2月南下广州巡演。

在广州演出结束后，满载盛誉的《红灯记》剧组马不停蹄，于3月中旬又挥戈北上到上海演出。

深得江青信赖，又谙知《红灯记》被江青“视为己出”内情的张春桥，作为上海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亲自负责接待剧组，并对剧组的活动作了精心安排。

事实上好戏无需响锣招徕。《红灯记》在上海的演出盛况空前：在有三四千座位的大舞台剧场，《红灯记》连演40天，场场爆满。售票处排队购票者每天人头攒动，趋之若鹜，买不上票的，有的要求得到一张节目单，以聊补向隅之憾。许多有幸看到戏的观众，还纷纷热情地给剧组去信，表达自己看戏后的激动心情。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剧评和报道。

在3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题为《认真地向京剧〈红灯记〉学习》的短评中，首次出现了”样板”一词。文中写道：

……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上海戏剧工作者更是争相传告，纷纷表示要向京剧《红灯记》学习。

这是“样板”一词最初见诸报刊。也许因“样板”一词既新颖别致，又确实契合人们对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赞美和欲作为学习楷模、榜样之意，因此“ 样板”一词当即被上海戏曲界圈内人所认同。1965年3月22日，北京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上海著名越剧艺术家袁雪芬赞扬《红灯记》的文章，题目就叫《精益求精的样板》。文章：

……看了《红灯记》，我进一步体会到要演好革命现代戏，首先要老老实实自我改造……中国京剧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了样板的作用，我和上海的广大观众带着同样的心情向他们感谢！

“样板”一词的影响波及到了北京。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聚集在首都北京举行了“会演”。

这八出剧目的会演经当时最具权威的新闻媒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竭力宣扬渲染，使江青和“样板戏”的名字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并借当年“5．23”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盛大庆典，使“样板戏”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典范”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67年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当年第6期的《红旗》杂志，分别刊载了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冠名为《谈京剧革命》。同时刊登的是《红旗》杂志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论在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原中宣部、文化部***“反对京剧革命”进行声讨后，又称：“新生的力量终究是要战胜腐朽的东西的。在伟大的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在京剧界广大革命同志的努力下，革命的新京剧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营垒中杀出来了。”随之，“样板戏”一词，也作为官方宣传的正式词语，首次在这篇代表中央喉舌的社论中被引用。

之后，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20多天连篇累牍以醒目的版面，登载了以“江青同志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给各地“军民巨大鼓舞”为标题的报道。在5月23日前后，更把这一宣传推向了高潮，不断有吹捧性评论，以及这些样板戏剧组编演人员的“创作体会”见诸报端。5月24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同时上演”的消息时，特别不吝笔墨大加赞扬溢美。

在5月下旬的两报一刊上，更是破天荒地不惜版面篇幅，全文刊载了几出 “样板京剧”的剧本。加上几幅“样板戏”舞台剧照、舞台速写，“样板戏” 已成了中国人无法回避的社会生活热点，为之瞩目。

京剧的剧能组什么词

徐彬彬，1916年起，继黄远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京报》创刊后，又被聘为特约撰述。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美畅又富于趣味，很能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之一。

徐彬彬，民国初年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之一，江苏宜兴人，任上海《申报》和《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其通讯文笔流畅风趣，反来曾主编《北京》、《大公报》副刊，专干文学，娴于经史，所写随笔等均受读者欢迎。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甚至会整版地刊登电讯。因为电讯数量很多，报纸开始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种类。

所以说，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闻界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则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徐彬彬（凌霄）、刘少少、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其中黄远生和徐彬彬、刘少少，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这些名记者大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现代新闻学知识和办报经验，有敏锐的思想，有熟练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们为中国报刊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做了重要贡献。

“民初三大名记者”：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

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他深受影响。民国5年（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通讯》，由于他对当时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较熟悉，通讯报道中常透露一些有趣的内幕材料，文笔流畅，颇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邵飘萍的《京报》创刊后，他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从民国16年（1927年）7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1961年逝世于北京。

袁称帝时，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

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笔名霄、汉、凌霄、凌霄汉阁主、彬彬、烛尘、一尘等，徐凌霄这个名字，就起源于他的一个最常用的笔名。他原籍江苏宜兴，祖父那一辈起，因应顺天府乡试而入了宛平籍，成了北京人。他出身世家，父兄辈中有不少人在晚清的政坛中赫赫有名。他的伯父徐致靖，官至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官至湖南学政，另一个堂兄徐仁镜，官至翰林院编修，都倾向于维新变法，都是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也都因此在戊戌中获罪。一个被判绞监候，两个被革职永不叙用。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后来又考入了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他一生中主要从事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实报》，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在上海《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历史掌故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达一百多万字，后来都结集成书，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读物。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才子”。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和唱腔，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多的读者，井深为演艺界所推重。青年时代的著名京剧演员如余叔岩、奚啸伯、梅兰芳、程砚秋等，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奖掖。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成就之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家。其代表作就是他所写的《古城返照记》。这部从1928年9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80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即乾隆58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结合有关的情节，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语言、和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尽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这座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剧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了解，以及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现代的史中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自从近代化报纸诞生以来，报刊和文学就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利用报刊的版面长篇连载，有着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最先使用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这家报纸从1873年1月4日起，即在副刊《瀛寰琐纪》中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听夕闲谈》。稍后，1879年创刊的上海《汇报》和1882年创刊的《字林沪报》，也都刊有连载。这些都可以算是报纸“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初步尝试。此后，这种方式逐渐为各报刊所普遍用，不少著名家的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受到欢迎，最后才由出版部门结集出版的。徐凌霄的这部《古城返照记》也属于这样的作品，刚开始连载，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不少读者致函《时报》，询问全书出版的消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安排付印，此后迭遭战乱，遂被搁置，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部终于由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的作者徐凌霄已于1961年逝世。这部充满了知识和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不仅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也将是对徐凌霄这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以通达古今淹博多识著称的老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幸喜当时有一位谈剧名家凌霄汉阁主（原名徐凌霄），学通中外，文笔隽健，对于挖掘京剧的精华，致力极深，他曾《大公报》、《京报》创办戏剧周刊，维护京剧，不遗余力。我庆得知音，与他通讯投稿……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剧学月刊》，刊载当代名家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的文章论著……

……胡乔木还提到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凌霄和徐一士……

梅兰芳谈昆曲：……「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出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当地报纸如顾君义主编的「又新日报」，邵飘萍、徐凌霄、王小隐办的「京报」都常发表有关昆曲的消息和评论。」……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 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 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 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徐凌霄遗著《古城返照记》问世

与黄远生、邵飘萍并誉为我国报界早期三杰的徐凌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京味长篇纪实《古城返照记》，日前由北京日报集团同心出版社隆重推出。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为该书作序，人大新闻学院教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撰文称“这部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

徐凌霄先生从事过30余年新闻工作，昔日应聘为上海《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和随笔，蜚声于时。由他创作的《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刊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云。这次结集出版，约60余万字，分上下卷。上卷反映袁世凯称帝前后政坛人物明争暗斗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京剧的发展、变迁及历史上几位著名演员如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

……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徐凌霄及其《古城返照记》

吴小如

（《古城返照记》序言）

《古城返照记》的作者徐凌霄先生（1886—1961），是我平生尊敬仰慕的前辈学者之一。早在读初中时，就爱读先生的文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先生寓所当面拜谒，同时还见到先生的令弟一士先生。当时一士先生脑血栓症初愈，言语已较艰难，故聆听凌霄先生的教言独多。所谈话题，以评述京戏为主。盖先生不仅是老顾曲家，而且能粉墨登场，所谈自然悉中肯綮。惟事隔多年，其内容今已不能省记了。

凌霄先生本名仁锦，字云甫，别署凌霄汉阁主，原籍江苏宜兴。幼时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旧学功底很深，为业师宋晋之所激赏。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后以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报国，终其身以著述为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于报端读到凌霄先生的专栏文章，每天数百字，谈古论今，品戏评艺，言简意深，精美无匹。惜未经裒辑，今已成广陵散。其仅存者，只有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时报》逐日连载之长篇说部《古城返照记》，惜当时亦未单行付梓。到上个世纪末，始由先生之从子泽星先生就报刊复印件进行董理，将原书上下两编八十万字略作删减，都六十余万字，并冠以回目，仍分上下两编。今北京同心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乃嘱笔者通读，并撰写序言以为介绍。披诵既讫，谨约略言之如下——

此书虽似自传体“纪实”，实不以故事情节为主。书中主要人物有余姓名陆贾者，即作者自谓，犹《老残游记》中之老残，即其书之作者刘鹗本人也。盖“余”字即取“徐”字之半以代作者之姓氏（书中人物姓名多用此法，如康有守即康有为，袁开士即袁世凯皆是）；而“陆贾”者，乃取西方**界两大笑星陆克和贾波林（今译卓别林）中译名的首字以为己名，籍以自我嘲讽。其书上编自作者入京师大学堂写起，然后拓展开去，写到学界与政界，举凡学校风光、师生动态，以及官场丑态、政界风云，作者皆涉笔成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中间则穿插老北京各种世相及风俗人情（如饭庄、茶肆、妓院、戏园、商店、医院之类），而以清末时事嬗变为主线。下编则着重写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戏曲舞台上的皮黄和梆子腔两大剧种的诸多名演员的演出实录，其间自然也写到作者对艺人品德的月旦、艺术水平的高下以及各个剧目的演出特色等等。总之，上编内容对研究近代史和清末民俗的人有参考价值，下编内容则对研究戏曲的人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其中作者谈到京剧流派的传承问题，有一精辟见解。他认为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但同时也具有他们各自的特色。如果这三个人都师学程长庚，那么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就不可能独自开创一派了。此外，他对杨小楼、梅兰芳等也有类似的评价。

作者对当时社会名流，只突出肯定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认为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办教育事业嘉惠后世，在上编结尾处对他表彰不遗余力。而对戏曲演员，则对梆子演员贾璧云（后亦兼演皮黄）赞誉备至，不仅评论其艺术水平高，而且对其人品更揄扬不已，是彼时德艺双馨的表率。从而看出凌霄先生在老一辈学者中，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价值观念，都是位居前列的。

此书我前后读了两遍。窃以为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值得用一点时间去披阅玩味。现在同心出版社把这部沉埋已久的优秀读物付梓问世，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凌霄遗作尘封70年终出版

信报讯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霄所著的京味长篇纪实《古城返照记》近日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从1910年起，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撰写过大量通讯和评论，先后担任过《京报》、《晨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和《时报》驻京记者等职，并与黄远生、邵飘萍一起被当时的新闻界并称为"报界三杰"。

1928年徐凌霄所著的《古城返照记》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一经刊出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古城返照记》从1793年英国使臣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所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袁世凯称帝失败结束，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的是宦海兴衰浮沉，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明争暗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了京剧的发展、变迁和著名演员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京城的民俗风情和三教九流的生活状态。

由于种种原因，连载完成后未得到及时出版，后又因多次战乱而一直被搁置，而作者徐凌霄也于1961年去世。直到今年，《古城返照记》在尘封了近70年后终于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曾称"《古城返照记》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可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

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各代表什么意思

剧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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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梅兰芳对京剧的贡献?

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称为京剧五大行当，又称角色。

生

除了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正面角色的统称，分老生（又分重唱的安工老生，重做的衰派老生，重武的靠把老生）、武生（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并应工猴儿戏）、小生（分扇子生、雉尾生、穷生、武小生） 、红生 、娃娃生。

旦

女性正面角色的统称，分青衣（正旦）、花旦、闺门旦、刀马旦、武旦、彩旦。

净

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净”又分为以唱功为主的大花脸，分正净（重唱功，称铜锤、黑头）、架子花（重工架）、武二花、摔打花、油花（一称毛净）。

末

一般扮演比同一剧中老生作用较小的中年男子，多数挂须。

丑

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俗称小花脸。分文丑（分方巾丑、袍带丑、老丑、荣衣丑，并兼演彩旦、婆子）、武丑（又称开口跳）等。各个行当都有一套表演程式，在唱念做打的技艺上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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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影响与价值：

中国京剧的一代宗师梅兰芳，不仅是把京剧旦行表演艺术推向巅峰的艺术家，还是第一位把京剧介绍到海外的文化使者。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梅兰芳曾多次赴日本、美国、苏联等国访问演出，让中国京剧这朵东方艺术奇葩亮相于世界舞台，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

1930年1月，梅兰芳一行20余人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由上海赴美国，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梅兰芳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至檀香山，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

美国**界认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对**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派拉蒙影业公司还将他表演的《刺虎》搬上银幕，这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梅兰芳艺术表演影像。美国学术界极为重视梅兰芳的到访，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以表达对这位艺术大师的钦敬之情。

美国剧评家罗伯特·利特尔发表评论说，梅兰芳的表演使我为我们的舞台和一般西方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因为这是一种以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的而正规的艺术。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生旦净末丑

参考链接：人民网-梅兰芳，把京剧推向国际舞台

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卓越贡献

在五十几年的舞台生涯中，梅兰芳的艺术成为近千年来中国戏曲史中的高峰之一。他一生的艺术实践为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树立了一座丰碑。特别是梅兰芳对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贡献，应该说是前代与同代的旦行演员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梅兰芳有四方面的卓越贡献，即梅兰芳个格、品质、精神的贡献和超越；梅兰芳对中国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梅兰芳戏剧体系------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中最丰富、生动的戏剧体系；梅兰芳留给中国京剧的宝贵遗产------唱片集、戏曲艺术片和文字资料。

就梅兰芳的人格、品质、精神方面而言，一方面因其淳厚的家风、质朴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并没有沉醉于成名后的赞美声中。虽然有人称他“梅郎”，并非都出于对艺格的亵渎，但是社会主流却又停留在欣赏男旦的“比女人还象女人”的不良习俗中，一些与梅兰芳同期的男旦演员顶不住这种习俗，随波逐流，许多人被这世俗淹没。梅兰芳则不然，他“顶住了这股污浊的风气，硬是以对艺术的顽强拚搏，赢得了自身艺术的独立价值”。不论是剧目，还是表演，梅兰芳从不向那种世风日下纸醉金迷的社会流俗低头，他“一方面勇敢地承认和面对这种羞人害人的习俗，同时又胸有成竹、不露声色地与之斗争。大约也只有梅兰芳，把主观想法与客观条件水融地汇合一道，才一点点地把观众的不良欣赏习惯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才一点点地形成创立了自己真正属于艺术意义上的流派。梅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把艺风和世风结合着一点点扭转过来，就是把艺格和人格结合着一点点从非艺术的范畴拉回到艺术领域之中”。

鉴于上述因素，加上梅兰芳身边颇有见地、懂戏曲、有财力的文人朋友，梅兰芳便每每创出新风格、新意象的古装新戏和时装新戏；便在民族危难之时排演《抗金兵》和《生死恨》；更在日寇入侵、国土沦陷时蓄须明志，8年息影舞台。笔者不同意那种认为梅兰芳蓄须罢演尚有许多“别的”因素的观点，如梅剧团当时不在身边等，一个以京剧表演为职业、视京剧艺术如生命的京剧大师，还有什么比8年不能演出更加痛苦的事，但梅兰芳宁可忍下这痛苦，也不愿意屈从侵略者，为其演出，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气节。梅兰芳对人们的赞扬却十分谦逊，他在入党时曾这样说：

我在抗战时期有点爱国表现，党肯定我，人民鼓励我，我感到莫大安慰。我知道，党和人民鼓励我，是体谅我当时的实际处境，能够保持气节，觉得难能可贵。可是我认识到自己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比如说，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中国人都象我那样隐居起来，中华民族能解放吗？所以比起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比起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文艺战士，我感到惭愧，我今后要向他们学习。

这就是梅兰芳在人格、品质、精神方面高出、超越他同时代的许多京剧演员的地方。

继承和创新，是梅兰芳对中国京剧艺术的最实质的贡献。

从少年时代，“天赋不聪明”的梅兰芳在勤学苦练中注意观摩、比较前辈艺术家的表演，在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旦行表演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吸收昆曲和其他地方戏曲的长处。在梅兰芳探索、试验性的表演创造中，他受到师友王瑶卿的启示，慢慢地在他的“剧目里开始出现了他所创造的独特形象，一种载歌载舞的旦角。它既不是青衣，也不是花旦，吸收了刀马旦的功夫，又有闺门旦的风格。这个新的形象原是从传统的东西中演化出来的，但又加上了新的东西。这个形象发挥了梅先生的所长，十分适合他的性格和身体的特点。他终于开始找到了他自己的路子了。”这就是“花衫”的路子。

正如美国剧评家斯达克·杨所评论的，梅兰芳的表演并不是单纯摹仿女子，他旨在发现和再创造妇女的动作，情感的节奏，意志的力量、魅力，活泼或温柔的某些本质上的特征。在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梅兰芳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如《宇宙锋》的赵艳容、《葬花》的林黛玉、《金山寺》的白素贞、《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玉堂春》的苏三、《打渔杀家》的萧桂英、《抗金兵》的梁红玉、《生死恨》的韩玉娘、《穆柯寨》的穆桂英、《奔月》的嫦娥、《西施》的西施、《贵妃醉酒》的杨玉环、《霸王别姬》的虞姬等等，形成了广大观众喜爱的独具风的“梅派”艺术。

民初以来京剧的兴盛与发展，正是由于梅兰芳和杨小楼、余叔岩、程砚秋、周信芳等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使京剧艺术日益丰富完美，深入群众，从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梅兰芳站在这批艺术家的前列，继承、吸取前辈艺人的表演艺术和美学思想，不断丰富自己，同时学习、借鉴海派艺术，从京剧剧目、唱腔、舞蹈、服饰、化妆直至布景灯光，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兰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梅兰芳》

兰州大学出版社

李冲明

96年4月